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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股權出讓人與受讓人簽署股權轉讓協議后，又先后簽署兩份解除協議。受讓人依據解除協議，起訴要求出讓人支付補償款并申請財產保全，被法院認定虛假訴訟和保全錯誤。要了解原因，請看以下案例！

一、案情回顧：出讓人與受讓人簽署股權轉讓協議后，又先后簽署兩份解除協議，在后的解除協議被法院認定為虛假證據，依據該協議的起訴及保全被法院認定保全錯誤

（一）背景：出讓方與受讓方簽署股權轉讓協議后，先后簽署兩份解除協議，對解除后的事項進行約定，受讓方依據在后的協議向公司進行權利主張

1、2019年9月15日：仲某松與肖某平簽訂股權轉讓協議，仲某松將持有的某公司股權轉讓給肖某平

2015年9月15日，A置業有限公司、仲某松（出讓方）與B實業公司、肖某平（受讓方）以及宋某和（擔保人）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書》。

約定：A公司開發的某花園小區項目。該項目占地66.556畝，規劃建設89980平方米(其中住宅：59186平方米，商業：15439平方米，其它用房805平方米)一期占地約32畝，已建商品住宅含半地下車庫：40810平方米。二期占地約35畝。

仲某松系A公司股東，占90%股份。仲某松將二期項目總價款折合成其股權，以股權形式轉讓給受讓方肖某平。受讓方支付出讓方股權款方式為：付800萬元現金，余款4000萬元減一期未完成工程由受讓方承建的工程款，以受讓方二期房屋沖抵。

A公司、仲某松、B公司、肖某平均在協議上加蓋印章。

2、2016年3月2日：仲某松與肖某平簽訂股權轉讓解除協議，解除雙方的股權轉讓行為，以部分在建房產沖抵肖某平持股期間的投入

2016年3月2日，肖某平與仲某松簽訂《協議書》。約定：現經過雙方協商，解除雙方在2015年9月16日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肖某平的工作人員撤離A公司；仲某松一次性給予肖某平補償款人民幣50萬元，用A公司開發的某花園小區的在建房沖抵。15個工作日內，將上述房產網簽至肖某平名下。協議后附有沖抵肖高平房源明細表。

仲某松及肖某平均在協議上簽名。

3、2016年3月25日：仲某松與宋某和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書，仲某松將持有的A公司股權轉讓給宋某和

2016年3月25日，A公司、仲某松（甲方）與宋某和（乙方）以及擔保人羅某勝協商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書》。該協議書約定：仲維松持有A公司80%股權。

仲某松自愿將在某花園二期房地產開發項目中的未開發土地折價3500萬元，以100%股權形式轉讓給宋某和；宋某和必須按仲某松和肖某平達成的終止協議上約定的條款處理好與肖某平以及肖某平帶來的施工人員的糾紛等問題。

A公司、仲某松及羅某勝在協議上蓋章簽名。  

4、2016年6月16日：宋某和代表A公司與肖某平簽訂協議書，約定解除2015年9月15日A公司與肖某平達成的股權轉讓協議，向肖某平支付補償款385萬元

2016年6月16日，A公司、宋某和與B公司、肖某平簽訂《協議書》。約定：

雙方于2015年9月15日就股權轉讓達成了書面協議。后因A公司方違約，并未按照協議履行義務，造成B公司及肖某資金陷入在建項目。

現經雙方兌賬、核算達成如下協議：解除雙方于2015年9月15日達成股權轉讓協議；A公司簽訂本協議之日起30日內支付肖某平385萬元；B公司的投入實際系肖某平個人出資，故A公司應將上述款項支付給肖某平。......

A公司、宋某和及肖某平及B公司均在協議上加蓋有印章。

5、2016年8月12日:仲某宋與宋某和簽訂《解除協議書》，解除雙方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

2016年8月12日，仲某松與宋某和簽訂《解除協議書》，解除雙方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約定宋某和的工作人員撤離A公司，以及后續其他事項的處理等。

仲某松及宋某和均在協議上簽名。

6、2018年2月11日：肖某平根據2016年6月16日的協議向A公司索要50萬元

2018年2月11日，肖某平向A公司索要2016年6月16日的解除協議的補償款，A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云根據肖某平的請求，向肖某平轉帳支付50萬元，肖某平向A公司出具收條。

（二）第一次訴訟：肖某平訴A公司履行解除協議支付款項被法院以證據虛假為由駁回起訴

2018年，肖某平作為申請人，以A公司為被申請人，向法院申請訴前財產保全，請求法院查封A公司名下的土地及賬戶資金307萬元。

肖某平向某保險公司投保訴責險做保全擔保。保險公司為其出具了保額307萬元的訴責險保函，后法院凍結了A公司的土地及賬戶資金等財產。

后肖某平以股權轉讓糾紛案由，將A公司起訴至法院，請求A公司履行雙方于2016年6月16日簽署的解除協議，向其支付協議解除補償款307萬元。

該案經法院審理，于2019年2月27日作出一審裁定。

法院認為，案件中出現了兩份內容不同的解除股權轉讓協議的解除協議，兩份協議對支付給肖某平的款項數額存在巨大出入。肖某平據以主張權利的協議虛假，肖某涉虛假訴訟的犯罪嫌疑，案件不屬于法院受案范圍。

故法院裁定駁回肖某平的起訴，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

一審裁定后，肖某平不服，提出上訴，二審維持原裁定。

（三）第二次訴訟：A公司訴肖某平合同無效返還款項獲法院判決支持50余萬元

2019年8月6日，A公司以確認合同效力案由，將肖某平等起訴至法院，請求法院確定2016年6月16日簽訂的解除協議無效，肖某平返還已支付的50萬元。

A公司認為，雙方于2016年6月16日簽訂的協議書被法院裁定為虛假證據，肖某平涉虛假訴訟罪，故肖某平依據該合同取得的50萬元應當予以返還。

法院審理后認為：

A公司與肖某平于2015年9月16日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書》，后于2016年3月2日簽署《協議書》解除《股權轉讓協議書》；以及A公司與宋某和協商2016年3月25日《股權轉讓協議書》，后于2016年8月12日簽署的《解除協議書》系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對雙方均具有法律約束力。

A公司及宋某和與肖某平于2016年6月16日簽訂《協議書》經法院裁定認定：在案證據中出現兩份解除股權轉讓的相關協議，兩份協議對支付給肖某平的款項數額存在巨大出入，A公司認為肖某平據以主張權利的協議虛假，確有犯罪嫌疑，遂作出駁回肖某平的起訴或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對此，宋某和與肖某平簽訂《協議書》，并蓋A公司公章，該《協議書》從形式、內容、權利義務等方面有故意損害A公司利益的行為，責任在被告肖某平，故被告肖某平存在締約過失責任。

法院經審理后判決：

雙方簽署的協議無效，肖某平給付50萬元及利息，違約金1萬元。

（三）第三次訴訟：A公司訴肖某平及保險公司保全錯誤賠償55萬元被法院以起訴條件未成就駁回起訴

2019年9月30日，A公司以肖某平及保險公司為被告，向法院起訴，要求肖某平及保險公司賠償保全錯誤的損失55萬元，包括解除保全的保證金50萬元及利息，賬號資金307萬被凍結的利息等。

法院審理后認為：

肖某平虛假訴訟和保全行為嚴重侵害了A公司的合法權益，造成的損失應當予以賠償；

保險公司未認真審查肖某平申請保全行為的合法性情況下為其提供擔保，存在明顯過錯，對保全行為導致的損失應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但是，因A公司的訴訟請求實質上是因肖某平申請訴前財產保全；

而肖某平經人民法院生效裁定認定其涉嫌虛假訴訟引起的糾紛，雖然生效民事裁定認為肖某平起訴確有犯罪嫌疑而裁定駁回其起訴，但該裁定僅認定肖高平“確有犯罪嫌疑”，肖高平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應通過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公訴機關審查起訴、人民法院刑事審判才能最終認定；

A公司依據上述民事裁定起訴條件尚未成就，因A公司的起訴條件不成就，本院對各方當事人在所提交的證據不作評判。

裁定如下：駁回A公司的訴訟請求。

A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二審維持原裁定。

（四）補充說明事項：

從2019年8月6日的第二次訴訟開始，肖某平就處于下落不明的失聯狀態，再未參與后續的訴訟。

二、本案的分析點評

（一）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交織時的原則為“先刑后民”

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交織時如何處理？也就是在民事案件的審理中，發現了犯罪線索，審理民事案件的法官應處理民事案件？是繼續審理還是暫停審理？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21日頒布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在第11條規定，

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經濟糾紛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

也就是在民事案件中，發現犯罪嫌疑的，應該裁定將民事案件駁回起訴，將犯罪線索材料轉移給公安、檢察機關。待刑事案件審理結束后再重新審理民事案件的問題（注：九民會議紀要有新規定，與本案無關）。

具體到本案，因肖某平涉嫌虛假訴訟的犯罪線索資料已經移送公安機關，但目前公、檢、法機關尚未對肖某平的涉嫌犯罪行為給出定案的結論。

如果后續經過刑事偵查及起訴等，法院判決認定肖某平構成虛假訴訟罪，屆時A公司可以再次提起保全錯誤的賠償訴訟。

但如果肖某平的行為被認定不構成犯罪，A公司也可以提起保全錯誤的賠償損失，但保全錯誤賠償訴訟的案件的結果有可能與肖某構成犯罪的導致的保全錯誤結果不一致。

故民事案件需要等待刑事案件的最終定案結果。

（二）本案為什么構成虛假訴訟？

本案被法院認定構成虛假訴訟的原因，是因為，仲某松與肖某平于2015年9月15日簽訂了涉A公司股權的轉讓協議后，雙方又于2016年3月22日簽署了股權轉讓協議的解除協議，對解除后的事項進行了約定。包括用部分房產抵頂了肖某平的投入等。

按說至此雙方已經不存在法律關系了。

但是，3個月后的2016年6月16日，肖某平與宋某和及A公司，再次簽訂一份股權轉讓協議的解除協議。在此協議中，約定A公司向肖某平支付387萬的補償。此協議內容顯然與2016年3月22日的協議沖突。

道理很明顯，同一份協議的解除只能發生一次而不能發生兩次，就跟人只能死一次不能死兩次一樣。故法院認定在后簽訂的解除協議虛假，依此提起的訴訟也是虛假訴訟。

三、本案對保險公司承保訴責險的啟示：虛假訴訟乃訴責險承保中需要防范的重中之重

2015年以后，訴責險承保呈高速發展態勢。因訴責險投保簡便費用低廉的優點，也出現了大量投保訴責險后濫用保全措施打擊對方當事人的情形，其中被濫用比較多的一種情形，就是虛假訴訟中的財產保全。

虛假訴訟的保全，是保全錯誤諸情形中，保全主觀惡意最嚴重的一種保全錯誤，為典型的惡意保全。

在保全錯誤的賠償訴訟中，基本沒有抗辯的余地。即使保險公司明知道投保人惡意訴訟及保全，以此理由請求不承擔保全錯誤的賠償責任，因訴責險出具的保函具有擔保的性質，法院通常并不認可免責主張，而是判決先由保險公司賠償后，保險公司再向投保人依據保險合同另行追償。

但在司法實踐中，因涉虛假訴訟的當事人構成犯罪，蹲了監獄，追償從操作層面上基本沒有了可能性。

所以，虛假訴訟造成的保全錯誤，基本都得由保險公司自行買單。

綜上，作為承保法律訴訟風險的訴責險，保險公司的承保風控把關非常重要。必須借助專業人員的知識和經驗，對案件進行全面風險評估后，再作出是否承保的決定。

三、本案素材來源于裁判文書網，案例編號：

（一）江蘇省連云港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蘇07民終197民事裁定書

（二）江蘇省盱眙縣人民法院（2019）蘇0830民初3870號民事判決書

（三）江蘇省連云港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蘇07民終1673號民事裁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