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生 陽光保險的股東在哪里?
- 2020年04月18日
-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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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高,才可能制定出戰略,才可能一步步地按照你的立意去做。立意低,只能蒙著做,做到什么樣子是什么樣子,做公司等于撞大運。
——柳傳志
陽光保險的股東在哪里?
在這家名為陽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最初的歷史里,有一個特別的鏡頭是值得記錄的,那就是張維功進京。
這個鏡頭記錄的時間是2004年5月19日,剛剛辭去中國保監會廣東監管局黨委書記、局長職務的張維功抵達北京機場。消息靈通的中央電視臺記者對這位曾經在保險業中頗有作為的前官員發問,這次到北京來有什么動向?一向意氣風發的張維功非常優雅而得體地回答:“來北京籌辦一家保險公司。”
此時的張維功還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新聞人物,因為這位年輕官員“下海”,正是轉型時期中國的一個縮影。張維功“下海”的時候,席卷中國大地的改革開放熱潮已經走過了27個年頭。在中國,商業正大踏步地前進,在新興的市場中,越來越多的要素參與到創造中來。人們相信,張維功和他的團隊將會推動中國保險業的前行。
然而,在這個出彩的鏡頭之后,張維功在8個月的時間里從人們的視野中悄然消失了。
其中一個有趣的細節是:張維功原先的社交圈中,很多保險業內人士和與他有關的人關心著他的行蹤,同時也期盼著能與他聯系。因為在人們的印象里,張維功進京創辦公司是一件必然要發生的事情。一方面他是一個想干事、也能成事的人,另一方面,他進京創業的條件也已經全部具備。
而在電話另一端的張維功,雖然很清楚這些情況,但他卻強迫自己不去接聽這些電話,以免陷入自己原先的交際圈中。作為曾經的政府高官,他很清楚馬克思關于“人是所有社會關系總和”的這一說法;可他卻決心要從所有過去的關系里消失,至少要堅持到絕地重生的那一刻。
因為此時,張維功的人生,正在經歷巨大的落差。他幾乎是要從零開始自己的人生。
連那個采訪張維功的記者都不知道,就在他詢問張維功動向之后的幾天內,張維功作出了一個關乎他和他的團隊前途命運的決定。這個決定把張維功自己打入了命運的最低點,也讓他的團隊陷入了前途未卜的境地。而這種命運的改變,只是源于張維功的個人理想與現實環境存在著差距。
我們暫且把這個決定和張維功為什么要把自己逼入絕境的原因留作懸念。先來看看張維功和他的團隊在作出這個決定前后的命運。
作出這個決定之前的張維功,是一位政府高級官員。轉換身份“下海”后,股東已經給他安排好了汽車、辦公場所、資本金,并提供強有力的后盾。
然而,作出這個決定后,張維功一下子變成了一個從零開始、幾乎身無分文的普通創業者。他既然已從政府辭職,就不可能再回去從政;他雖然有機會可以去一些大型保險企業任職高管,但這并不是他的初衷,也不是他的目標和愿望。除了自己的前途外,最讓張維功感到困擾的是,他還帶領著一個團隊。團隊中的所有人都已經從原有崗位離職,作為領頭人的張維功既然勸說他們放棄優厚的待遇和穩定的生活,和自己組隊創立一家新公司,那么現在就面臨一個困局:怎么跟他們交代?
可能更讓他尷尬的是,在這個決定做出以前,他已經被京城的新聞媒體注意。而現在的他卻像一個準備起跳的跳高運動員,在萬眾矚目中已經完成了熱身,走上跑道并且跑了幾步準備起跳時,卻忽然又退了回去,剩下的是觀眾睜大眼睛的驚訝和不解。日后劉翔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突然退出跑道,留給觀眾的感覺大致也如此。張維功將如何處理這種差之千里的落差?
后來張維功和他的團隊把這個決定輕描淡寫地稱做“調整股東”,也就是說張維功要放棄原來的所有股東,重新開始尋找新的投資者。我們知道,對于一家尚未出生就遭遇“基因突變”的公司來說,尤其是對于一家想從事保險事業的公司來說,失去了資本的支持重新再站起來,幾乎比登天還難。
從高級官員到普通創業者之間的落差,可以說滲透到張維功當時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了。創業團隊首先從當時住的五星級酒店里搬了出來,先是搬到了檔次更低一點的陶然花園酒店,最后又搬到了山東省租房辦公兼住宿。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如果張維功及其團隊還想籌建一家保險公司的話,那么,他們必須盡快找到新的股東。把這個空白填上,這是他們重新站起來的唯一機會。
資本金在哪里?這是最為考驗人智力的問題。在這場被人們稱為“智本”和“資本”的博弈過程中,只要完成了資本金的尋找,張維功就算贏了,而如果完不成,他們就將是地道的失業者。
張維功清楚地知道這一點。在這個過程中,他非常羨慕每個早晨在他面前匆匆而過的上班人群。“因為他們都有工作,每天都有事情去做,自己對工作從來就有巨大的熱情,可現在唯一的工作就是找愿意投資陽光保險的人。”
但是陽光保險的股東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