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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伯格生于1925年，出身低微。
為改變命運，17歲時，他投身軍營，并參加了著名的諾曼底登陸戰，退伍后進入紐約法學院學習。不過，格林伯格沒有成為律師，而是
賣起了保險。1960年,他被友邦的創辦人史帶看中并委以重任。這成為其命運的真正轉折，此時的格林伯格僅為35歲。
1967年，格林伯格接班成為AIG新掌門。
格林伯格接班后一年，AIG上市，市值僅為3億美元。
由AIG前高管執筆的《友邦背后的金融帝國》寫道，在1968年的時候，AIG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家以在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等地銷售美國其他保險公司保單的保險代理公司。此外，雖說那時它還在日本、中國香港、菲律賓等亞洲地區有自己的保險業務，并持有國內公司大部分的股權，但從各方面來說，它跟哈特福德（Hartford）、紐約保險（New York）和波士頓（Boston）等保險巨頭還相距甚遠。而到了世紀之交，AIG早已超越了Equitable人壽保險、John Hancock互助人壽保險公司、Aetna、Travelers、大陸保險（Continental）等其他30年來一直傲視保險業的多家巨頭。
自1967年至2005年，格林伯格先后擔任AIG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近40年，AIG發展成為歷史上最大的保險公司之一，并為其股東創造了巨大的價值。
會計丑聞卸任之前，格林伯格這個倔強老頭所執掌的AIG市值高達6000多億美元（截至2004年12月31日）。
格林伯格的強勢掌控非同小可。有人說，其實AIG有另外一個表達，“All Is Greenberg”。
在格林伯格帶領下，AIG不斷開疆拓域。
資產管理、飛機租賃等業務先后納入AIG的版圖。格林伯格支持產品創新（或者說冒險），新型產品幾乎囊括所有的風險，包括網絡身份失竊和劫機保險等。
“任何新概念在AIG都能找到愿意聆聽的耳朵”，格林伯格曾說。但是，恰恰因為過度地涉足金融衍生品，就在格林伯格離開3年之后，幾乎要了AIG的命。
生活中的格林伯格，是一個性格剛硬之人。因為類似軍人的行事風格，人們喜歡將他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著名的鐵血將軍巴頓類比。這位“老頭子”最經典的做法是在周末或者放長假的時候把下屬叫過來，將他們痛罵一頓。
一個采訪他的記者回憶，格林伯格絕非溫文儒雅，而是咄咄逼人。“可以想象，他手下成千上萬的員工有多痛苦。”
盡管性格如此，卻并不妨礙格林伯格的商業天賦。
其實，友邦能夠率先打開中國壽險的大門并非依靠史帶的積累，而是獲益于格林伯格本人超凡的政治和商業嗅覺。
20世紀70年代，當國際戰略投資家們還沒有把中國納入視線范圍的時候，格林伯格就已經嗅到了一個大國的開放前奏。
1975年，格林伯格第一次訪問中國。這一年，AIG率先與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商討索賠和再保險協議，成為與中方合作的首家美國保險機構。之后的30多年里，他每年都要造訪中國幾次。
“你不能忽視這樣規模的國家。”
首次訪華后，格林伯格通過與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合作，一點一點地試探、熟悉、滲透中國的市場。
1980年，AIG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合資成立了“中美保險公司”，在紐約和香港經營業務。同年，AIG在北京設立代表處，成為外國金融機構在華開設的首家代表處。雖然中美保險公司因為意見分歧無疾而終，但是這并不妨礙格林伯格的判斷和執著。
不僅如此，格林伯格運用其超凡的政治敏感，數度于關鍵時刻，脫穎而出。行走于中國政商兩極，格林伯格成為在中國最善于講政治的外國人之一。
1989年，許多外國公司撤離中國。但AIG不僅沒有從中國撤資，反而增加了對華投資。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為加入WTO幾經挫折
，而格林伯格四處發表演講，倡議美國政府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并盡快完成與中國的入世談判。
2003年，中國遭遇“非典”，格林伯格再次來到中國，并向全世界呼吁，中國值得投資。
在上海，史帶基金贊助了一家兒童醫院。在北京，格林伯格從一位巴黎古董交易商手中買到了北京頤和園的原始雕刻門，將其歸還。
1990年，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朱镕基決定創建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咨詢會議，每年舉行一次。格林伯格抓住機會，擔任會議首任主席。該會議主要是向市長提供有助于提高上海經濟發展水平、加速上海經濟改革和發展的信息與建議。
除了上海，1994年和1999年，他還分別當上了北京和廣東的“洋顧問”。1997年，格林伯格榮膺上海市榮譽市民殊榮。不僅如此，格林伯格亦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國際顧問委員會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國際咨詢會成員。
格林伯格堅定的政經立場終于獲得豐厚的回報。1992年，友邦如愿以償地回到上海，而且重回史帶創業的外灘大樓。總結自己花費17年
時間獲得一張牌照的經歷，格林伯格認為：“對于中國人來說，耐心要比壓力更加有效。”
這只是其中一例。
2003年，AIG投資花費2億美元購買了國內最大財產保險公司——中國人保9.9％的股權，獲益頗豐。
16年中，友邦保險在中國已擁有8個分支(上海、北京、深圳、廣東、江蘇、東莞、江門、佛山)機構。作為中國唯一一家外資壽險公司，友邦在保險競爭最激烈的上海一直保持著外資中的龍頭地位。此外，其經營財產保險的美亞保險公司也是國內最大的外資產險公司。
成也格林，敗也格林。這種獨特的資本結構其實是一把雙刃劍。
好的方面，獨資的方式使友邦從制度上解決公司治理問題的源頭，避免了合資壽險公司的覆轍。壞的方面，使得友邦每開一個分公司均是一個獨立的主體，一個獨立的山頭。一家公司七八個兒子，不僅成為市場的一個奇觀，也妨礙了友邦內部的整合。
2005年，格林伯格因會計丑聞黯然下臺之后，AIG在中國也受到了重挫。友邦在中國接連遭遇地下保單質疑、團險牌照失手、重疾險風波等系列事件。
接任者挑戰重重。2005年10月，就在格林伯格被迫辭去AIG董事長后不久，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韓正說，格林伯格是中國的“老朋友”，他的繼任者馬丁•沙利文(Martin Sullivan)是“新朋友”。
但是，中國人似乎更愿意和有30年交情的老朋友待在一起。《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曾經見證一個細節，一次跨國公司CEO聚會上，AIG新任首席執行長馬丁•沙利文(Martin Sullivan)一刻不閑地跑東跑西，忙著去和與會的中國官員寒暄應酬。但是在房間的另一頭，另一位來自美國的大腕級人物卻完全是一付眾星捧月的架勢，一批和他相識數十年的中國老朋友正和他聊得熱火朝天。毫無懸念，他就是莫里斯•格林伯格。
格林伯格卸任之后，AIG遇到了一個尷尬的競爭對手。
2005年起，格林伯格出任史帶基金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領導史帶基金在全球范圍內從事產業投資。該基金會是美國最大私人基金會之一，現有資產約35億美元。
2007年9月，保監會批復3家海外保險機構在國內的辦事處申請，其中就包括格林伯格掌管的美國史帶公司（C. V. Starr Company），格林伯格另起爐灶之心似乎昭然若揭。
作為對應，《華爾街日報》曾報道，AIG啟動了一項復雜微妙的工程，請這些重點機構和相關人士把以前邀請格林伯格擔任的顧問或者會員身份交給現在的AIG高管：沙利文或者中國業務高管謝仕榮(Edmund Tse)。
后格林伯格時代，AIG和AIA何去何從都將是待解的世紀懸念。3年之后，2008年，AIG這頭超級恐龍卻不得不面對生死考驗，這絕對超出彼時任何最悲觀的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