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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1日，修改后的《保險法》正式實施。
這是《保險法》1995年頒布以來的第一次修改，定位為“適應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形勢和需要，履行我國有關承諾”。過于簡單的目標，甚至應急式的做法妨礙本次修改的徹底性。但是，本次修改砸了一家公司的飯碗。
本次修改之后，“法定再保險比例自2003年1月1日起由20%，逐年減少5%，2006年全部取消”2002年10月28日，保監會保監發〔2002〕109號文件《關于法定再保險有關政策的通知》。 
以法定業務為口糧的中再仿佛預見最壞的結局——2003年至2006年4月間，法定分保將以平均每年30億~50億元的幅度遞減，2002年法定分保費約為180億元，2003年約為150億元，2004年約為110億元，2005年約為60億元，2006年為0。王安：《保險中國200年》，中國言實出版社2008年版。
事后的發展也印證了這一點。中再2002年的統計，其全年再保險收入為191.78億元，其中，法定再保險收入179.12億元。2003年，再保險業務收入為194.72億元，其中，法定再保險為165.89億元，同比下降13.23億元。
同時，由于再保險的理賠有“滯后效應”，一面是收入不斷減少，另外一面是支出不斷增加。不僅承保利潤將消耗殆盡，如果沒有其他資金補充，中再的現金流就會枯竭，從而出現保險行業最為危險的信用危機，類似銀行的“擠兌”。
這一切其實早有伏筆。
1995年實施的《保險法》把法定分保比例降為20％，同時預留了商業再保的空間，“保險公司可以在分業經營的原則下經營分出保險和分入保險”。
1996年7月，原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改制，成立中保再保險有限公司，該公司為中保集團下屬的專門經營再保險業務的全資子公司。戴鳳舉成為中保再保險有限公司總經理，兼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公司副總經理。此后近10年（至2005年6月）中再（1999年在原中保再保險基礎上成立 ）的大事，戴鳳舉都是主要的推動者和親歷者。
1996年版的中保再保險定位有二：一方面承接原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再保部的再保險業務；另一方面統一經營法定分保業務。前者是一筆壞賬，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原人保分自美國的責任險。內部估計這些業務虧損近24億元，直到2000年中國再才卸掉了這個重大的虧損包袱。
公司成立的第一年，中再共實現分保費收入79.35億元，1998年增長到 122.52億元，增長54.4％。
這成為中再的業務家底。
盤點人事家底，戴鳳舉旗下，原人保再保部有所謂“108將”，只有當時的兩位副手劉恩正和姚和真可以考查。前者，1992年12月至1996年2月任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再保部總經理；后任中保再保險有限公司黨組成員、常務董事、副總經理；1999年3月任中國再保險公司總稽核（副總經理級），現已退休。后者，曾任中再副總經理、股改領導小組副組長，后來任注冊資本8億的中再人壽董事長，卻因為漢唐證券的違規投資事件而辭去職務。
1999年3月，中再獨立門戶，成為國務院直屬的專業再保險公司。
彼時，中國再相當樂觀。2000年4月，中再的掌門人戴鳳舉底氣十足地說：“按凈保費規模計算2000年，中國再保險公司實現分保費收入140.43億元，同比增長18.61億元，增長幅度為21％。全部分保費收入中，法定財產險業務115.36億元，法定人險業務20.04億元；國內商業財產險業務1.02億元，商業人身險業務3700萬元；國際商業財產險業務3.64億元（數據來源：《中國再保險的歷程》，中再集團，黎宗劍）。 ，中再目前已位居世界同行前20強之列，這里，我們可以向諸位大膽地承諾：請不要擔心我們的償付能力。”
誠然，一手握法定分保的劍，一手拿商業再保的餅，戴鳳舉似乎有理由獨享一份怡然自信。
不過由于市場的變化太快，戴鳳舉似乎過于樂觀。此時，中再的商業險收入僅占法定險的零頭；于行業內部，法定分保遭遇中國式的執行難，除去航空航天、核電站等特殊險外，1997年我國大陸市場非法定分保費1.1億美元，其中分給國內公司不足500萬美元；1998年非法定分保費7200萬美元，分給國內公司不足250萬美元。
同時，法定分保取消的進程比預期快。
1999年4月，于全國再保險公司工作會議上，保監會副主席馮曉增稱：“為了促進競爭，保監會正在對以下幾個問題進行研究，一是法定再保險職能的執行主體。現在這一執行主體是唯一的，即中國再保險公司。未來保險市場中，有無必要或可能打破這一壟斷局面，增加法定分保再保險業務的執行主體，引入法定再保險競爭機制？”
“二是法定分保條件。比如，20%的比例以及國內優先分保的要求。 今后在競爭的市場中，還有無必要制定法定分保條件？”
或許連保監會也沒預料到，中國再保險市場的開放會“被迫”來得更快、更猛烈。2001年9月12日，中國加入WTO的申請獲得通過。中再獨享法定分保蛋糕的“特權”失去了存在的基礎，2002年通過的《保險法》修正案，為這一變化加上了鋼印。
市場開放的洪流不可阻擋。甚至連馮曉增本人也在2005年6月“下海從商”，從保監會副主席轉任香港的中保集團董事長，從監管者變成被監管者。
對于中再而言，失去法定保險就像昔日中國企業改革打破“鐵飯碗”，其彷徨和無助可以想象。
其實，中再的困境不限于業務。2000年4月，中再的注冊資本為30億元，但是，“實收資本沒有全部到位”。至2001年，實收資本只有13億元，資本公積為3.15億元。
一半以上的資本成為空賬，中再其實是一個資本發育不良的早熟孩子。缺少資本，中再就無法提高承保能力，擴大業務的規模。同時就短期而言，期望財政不斷補充資本金亦是空中樓閣。
引入資本迫在眉睫。
2000年，中再曾經提出過一個有趣而大膽的設想——把“客戶”變成股東，用股權鎖定利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現在回首，這個設想似乎有點天真。因為公司有大有小，有國有也有民營，各自的訴求并不相同，用類似行政的手段去解決一個商業問題，難逃以偏概全的困境。
事實的進程也表明，這一設想無疾而終。但是，該設想并非完全被拋棄，最后的股改中，中再的確引入非金融的民營資本。
2000年8月7日，中再出爐了第一套方案。該方案和之前的設想類似，包括財政持有的國家股、國內各家保險公司參與的法人股、向社會公眾和非保險企業發行的公眾股。第一套方案獨特之處在于，擬在公眾股中劃出10%由中再公司的職工認購，成為中國證券市場特色的內部職工股。實際上，不管職工股，還是管理層持股，因為涉及敏感的國有資產問題，在中國的金融改革中常常不能公開實施，即使實施之后，也可能為將來埋下地雷，甚至成為私分國有資產的罪狀。
這也成為中國金融產權改革的一個敏感的雷區。顯然，第一套方案的“餅”因為誘人而吃不到。
2001年4月24日，中再提出第二套方案。
首先是對中國再保險公司現有的資產、業務、機構、人員進行剝離重組，改組中國再保險公司為“控股公司”，同時，控股公司與其他保險公司和非保險企業共同發起設立中國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改制之后，股份公司實現國內上市，發行公眾股。
第二套方案中，內部職工股不再提及。
雖然第二套沒有進一步的音信，但是巧合的是，它卻和人保最終的改制方案類似，因此，很難說是這一方案產生了影響，還是互相影響。此為一個意外的插曲。
一年之后，中再設計了第三套方案。內容大致為，中國再保險公司組建為中國再保險（集團）公司，以投資人和主發起人的身份控股設立中國財產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信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信安”后更名為“大地”），后者為財產險（直接）公司，同時全資擁有中國保險報社、控股華泰保險經紀有限公司、參股中國保險管理干部學院。
該方案和隨后國務院批準的方案相去不遠，成為中再“一拖六”模式的雛形，也是中再所謂“二次創業”的起點。
2003年農歷羊年春節前夕（據稱是農歷壬午年臘月廿八日），1月31日，國務院批準中再股份制改革方案。
戴鳳舉形容，“我們面臨的形勢就像1949年初解放軍即將進城一樣”。“進城”前的10天，1月21日，聽聞風聲的中國再保險公司成立股改領導小組，由趙鳳祥、姚和真、劉金屏、沈喜忠、張泓、周德英、蔣明、蔣志喜、馮宏娟等9人組成，其中趙鳳祥任組長，姚和真任副組長。此外，劉金屏任中國信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籌建組組長，蔣明、和春雷任副組長。
這些人士成為決定中再走向的“關鍵先生”，其中數位人士先后任新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等。他們的命運沉浮成為觀察中再的一個窗口。
第三套方案的亮點是大地保險，中再以此挺進直接保險市場。該公司成為中再旗下最為鮮活的部分之一，其總裁蔣明原為中國再保險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經理。被稱為“人保改良模式”的大地保險，吸引了大批原人保管理者的加盟。其低成本快速擴張的模式（例如每家分公司的籌建時間限定為兩個月，籌建小組控制在4~5人內，籌建一家分公司的投入不超過200萬元等），使得大地保險在很短的時間內達到100億元的規模。
數據顯示，2007年大地保險公司保費收入突破100億元，達到100.7億元，同比增長58.3%，穩居市場第5位。大地保險成立4年，實現4級跳，保費收入從15億元、38億元、63億元躍升至100億元；保單年度精算終極賠付率從2004年的69%下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