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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契銳評

2024年，行程過半，各類盤點亦已在路上。

從門戶網站關注焦點看，上半年的監管處罰則是本周熱點。

綜合各媒體統計，金融監管總局、各地金融監管局今年上半年對險企和保險中介機構罰款總額達1.89億元，開出1350張罰單，較去年上半年的1.54億元罰金，同比增長約18.52%，較去年上半年的1249張罰單，數量同比增長7.48%，而與去年相比另一顯著區別是禁業人數，2024年上半年，行業共有31人被禁止進入保險業，而終身禁入的情況占據了半數左右。

由于非官方統計，各家數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距，但數量的提升確是實實在在的結果，相信隨著“保險和非銀機構檢查局”正式啟動全面工作，后續的監管處罰在質和量兩方面都將有進一步的提升。

當然，在金監局三定正式完成前，處罰亦未停下腳步，比如，2024年上半年結束時，“罰款激增”等字眼就已作為媒體的吸睛標題而出現。

與監管處罰數據同步的是，合規年年做，合規動作年年增，合規人數年年漲，合規薪酬要保證（根據前期傳出的《金融機構合規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但即便如此，監管處罰仍是屢查屢增，問題到底出在哪里？

從公司內部看，合規的話語權缺失是常態。業務好或不好，堅守合規都是保險機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標準語言，但具體到業務生態時，尤其是管理層或一把手定下來要做的事情，合規的結論必須是肯定的，否則將進入無限的合規論證循環中，在保險公司內部，這是管理的藝術。畢竟，任何困難都不應成為業務發展或一把手戰略落地的阻礙。

從監管處罰看，其處罰依據當然是《保險法》，不管是壽險領域常見的銷售誤導、保外利益、虛列費用，還是財險領域的編制虛假資料、虛列費用、利用保險業務或利用保險代理人虛構保險中介業務套取費用等，其背后的原因基本都大同小異。

比如，壽險個險渠道常見的是銷售誤導和保外利益，這類情形與保險公司始終難以回歸保險保障本源有關，壽險銀保渠道的虛列費用，基本離不開給銀行的“小賬”，財險領域的虛列費用亦是如此，而虛構中介業務則當然是為了套取費用，至于這筆費用最終由誰獲益，則是另一個維度的問題。

概而言之，合規難以縱深推進，真正實現在公司內部長牙帶刺是因為合規終究是依附于業務，一如此前老生常談的一二三道防線一樣，在現行規則下，保險業要想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合規獨立或審計獨立，幾乎沒有現實的土壤。

基于此，監管處罰更類似于審計過程中獨立的第三方，通過監管的合規合法性檢查來發現問題、倒逼解決問題。

當然，僅從處罰結果看，監管處罰的背后首先是保險機構或從業人員的行為違反了《保險法》的相關規定進而做出處罰，但從越罰違規事項越多的結果看，卻是“行刑銜接”力度不足導致的監管威懾力下降。

從保險復業以來的監管處罰后行為看，監管向司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少之又少。

基于此，對于保險機構或從業人員而言，監管處罰無非三種結果：一是罰款，二是開設新機構受限，三是高管任職受影響，但不管是何種結果，相比對保費的渴望，前述三種情形基本都可內部解決。

長此以往，處罰的威懾力或許會呈邊際遞減效應，罰和認罰以及認罰之后繼續為之則大概率成為常態。畢竟從處罰的后果看，未動及被處罰企業或人員的根本。

從這個視角看，要想真正解決保險甚至整個金融機構合規性的問題，內部長牙帶刺顯然有違人性，但敢于移送司法機關、真正落實“行刑銜接”卻是可真正推動行業依法合規發展的有力工具。

進一步看，隨著我國新行政處罰法的施行，其對于“行刑銜接”制度的修改，已經從原先的“單向移送”，改為“雙向移送”，即行政執法機關與司法機關對案件移送不再是行政執法機關向司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單向作為，而是兩者根據對方的職責相互移送，進而規避了錯誤移送的風險。

法律的修訂，已解決了行政機關對于是否應移送的專業判斷不足的擔憂，而后續是否移送，則還是老問題：行業需要保護還是需要嚴苛的價值考量。

畢竟，某種程度上，行政處罰可以成為威懾，也可以成為相關機構或人員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庇護。

何時能改變“以行代刑”的價值取向，行業的合規才能實現質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