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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明晰、精準施策。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下稱：中央一號文）對于保險的定位愈發清晰。

?？诩Z：逐步擴大稻谷小麥玉米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收入保險實施范圍。

保飼料（也就是保動物源食品）：完善玉米大豆生產者補貼，實施好大豆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收入保險試點。

保百姓對高質量食材需求：鼓勵發展漁業保險。

從“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始終是建設農業強國的頭等大事”到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糧食和重要農產品安全都是政策的根本目標。

換言之，我國的三農政策不僅要保證飯碗端在自己手里，還要保證這個飯碗可以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01 / 政策導向之變

對于中央一號文這樣的重磅文件而言，“惜字如金”并不為過。

對比2021、2022年中央一號文，2023年的中央一號文中對三大主糧作物的表述幾無變化，最大的變化，在于飼料和漁業。

2022年一號文中，對于飼料的表述是“穩定玉米、大豆生產者補貼”，2023年一號文的表述則是“完善玉米大豆生產者補貼，實施好大豆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收入保險試點?！?

從“補貼”到“完全成本和種植收入保險”，寥寥數字的變化背后則是我國三農領域應勢而變的生動體現。

先看幾組數據：

第一組數據——人口負增長。2022年，我國人口負增長85萬人，增長率-0.1%。且不論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2.9%的人口增長率，僅看媒體介紹歷年中央一號文時慣用的“新世紀以來”為起始節點看，彼時的人口出生率亦可維持在1%左右。

換言之，從與主糧關系最為密切的人口趨勢看，三大主糧的需求總量將呈下降趨勢。

第二組數據——人均口糧消費下降。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2013-2018年期間，我國城鄉居民人均谷物消費數量從139公斤減少到116公斤，其中口糧（稻麥）消費約110公斤左右。而從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實踐看，主糧消費下降將是長期趨勢，比如，2009-2018年期間，日本人均谷物的消費數量從92公斤減少到88公斤。

換言之，在守住耕地底線的背景下，吃飽已不再是關鍵矛盾，即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僅需穩住主糧現有規模。

第三組數組——人均動物源食品消費增加、飼料供給不足。2013-2018年期間，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動物源食品消費從63公斤增加到72公斤。而這必然意味著對飼料糧的需求不斷增加——2022年我國農產品進口總額為2361億美元，凈進口額為1378億美元，均為世界第一。凈進口額中，飼料類產品（大豆、豆粕、玉米）占51%，畜產品占33%，合計占84%。而作為口糧的稻麥產品合計不到4%。

換言之，面對消費結構的改善，畜產品供給已不足，而背后深層次的原因則是飼料供給不足。有學者斷言，這是我國糧食安全的最大挑戰。

第四組數據——消費者對食品的質量要求不斷提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續高速增長，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年增長率約為7%左右，消費者不僅要求買到更好吃的大米和面食，更有能力要求吃到更好魚類蛋白。

換言之，我國已從吃得飽到吃得好上升到吃得更好的階段，優質水果以及以魚類為代表的優質蛋白日漸成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第五組數據——穩定的土地面積。我國用占世界9%的耕地面積，養活占世界18%的人口。土地紅線一再被強調的當下，土地面積應可保持基本的穩定。

換言之，在土地面積難有增量的背景下，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食物的需求就需要供給端的結構性調整。

02 / 農業保險應勢之變

2023年中央一號文的核心可歸納為：主糧求穩、飼畜及漁業求增。

在土地面積等現實因素的制約下，完成政策目標的核心就在于據此調整生產結構，而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則更多地需要市場的力量。

保險作為市場機制之一，其重要的作用就是通過合適的產品和費率，讓農業生產者可以主動地調整生產結構。

比如，三大主糧的農業保險相對成熟，財政補貼比較充分，生產者自然愿意生產，但如前所述，稻谷等需求不會再有較大規模的增長，而土地資源卻是有限的，此時，提升漁業保險等財政補貼發展漁業保險，既可為生產者兜底，以保護其生產積極性，亦可解決我國百姓對魚類優質蛋白食物的需求，真正地保證飯碗端在自己手里。

而玉米大豆等飼料類農產品等亦是如此，如前所述，動物源食品消費不斷增加，但飼料類產品（大豆、豆粕、玉米）卻嚴重依靠進口，而通過“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收入保險”等保險機制，為生產者的“收入”兜底，正向引導生產者調整產業結構，亦可進一步保證中國人的飯碗端在自己手里。

對農業保險的經營主體而言，主動調整戰略重點亦是此次一號文的題中應有之義。

沿著這一思路再看我國農業保險現狀。

2022年，財險業保費增速最快的大險種是農險，增速24.95%，但與此同時，農險的中央財政補貼較2021年同比增加了30.3%。

換言之，農險靠天吃飯，而這個“天”則是財政，即把財政的錢通過保險的方式，進入保險公司，對外呈現為農險保費。

但不得不關注的是，即便不考慮省市縣等各級財政的補貼，農險的增速仍低于中央財政補貼的增速，如據此理解為農業保險三級財政補貼中的地方財政補貼沒有同步增加，仍可得出商業性農險業務的增速明顯低于政策性農險的結論。

直觀看來，農險的大增長來自于政策性業務，而不是市場上做來的業務。

更為重要的是，因循守舊已無路可走。

一來，經營農業保險的公司的農險保費主要集中在三大主糧作物上，在口糧（稻麥）需求不升反降的趨勢下，如不能及時在大豆、豆粕、玉米等飼料類產品以及日趨增長的魚類食源上發力，未來的農險，尤其是單純依靠農險的公司則可能面臨規模下滑甚至出局的窘境。

二來，如果三級財政補貼中的省市財政補貼依然無法同步配置，僅依靠中央財政補貼各級政府招標采購中必須支付的“費用”亦將成為強弩之末，如不能在商業性農業保險領域有所突破，亦將對農險以及農業保險公司造成致命打擊。

03 / 中國漁業互助保險社影響幾何？

如前所述，漁業與大豆等飼料產品一樣，必將是未來農業保險保費的資源寶庫。

與之同步的則是，中國漁業互助保險社獲批設立。

對此，業內有聲音認為，漁業保險的既有保費將徹底失去。

這個聲音對亦不對。

我國是世界第一水產養殖大國，從經營模式來看，當前我國水產養殖保險的經營模式有商業保險模式和互助保險模式兩類。

商業保險模式依托各商業保險公司進行，當前已成為我國水產養殖保險業務開辦的絕對主力軍；互助保險模式依托中國漁業互保協會和各地漁業互保協會進行，同時福建、浙江等部分省份漁業互保協會與各商業保險公司省級機構也建立共保機制來分散風險。而隨著中國漁業互助保險社的成立，其將代替現有漁業互保協會來承接包括水產養殖保險在內的漁業保險業務。

但影響幾何還是要看數據。2021年末全國水產養殖保險保費規模超過21億元，其中，各商業保險公司保費收入超過19億元，增速超30%；漁業互保協會保費收入剛超2億元。

而從產品端看，與漁業互保協會相對單一的產品不同，各商業保險公司已開發報備水產養殖保險產品數百個，已基本涵蓋魚、蝦、蟹、貝類、藻類等淡水和海水養殖品種或用于水產養殖生產繁育的苗種。其中淡水水產養殖保險的業務規模和產品數量要遠高于海水養殖保險，在水產養殖保險業務中的保費占比超過80%。整體產品類型看，以補償水產品死亡的傳統損失補償型產品為主，兼顧氣象指數保險、價格指數保險、收入保險等創新型產品。

一言以蔽之，不管從規模還是產品供給，中國漁業互助保險社短期內都難以影響中國農險市場格局。

保險公司需要做的則是檢視自身，提升能力。

眾所周知，水產保險不好做。原因則主要集中于以下幾點：

一是，缺乏經營基礎支撐。水產養殖保險標的物所處的特殊水環境及人工水產養殖本身的問題，較難測定水產養殖保險面臨的各類風險，即不同品種的水產品生產特點及所面臨的風險程度差異較大，其費率和條款的制定需依賴豐富的基礎數據和資料。但對于保險公司而言，更多的是空白。

二是專業要求高。水產養殖專業性強，各類水產品及不同養殖模式在生物學特征、飼養管理、風險管控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保險業務的承保驗標和查勘定損方法、難度及準確性也不相同。水產養殖保險是農業保險中最為復雜的險種，對保險公司開辦水產養殖保險業務的技術要求非常高。

三是較高的道德風險。“獐子島跑掉的扇貝”早已被社會所熟知，亦側面反映出行業存在的問題，即水產養殖業生產過程中養殖位置、養殖數量等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加之保險公司的技術防范手段不足，導致水產養殖保險道德風險高，進而導致賠付率高企。

四是巨災特性明顯。水產養殖所在的水域環境之間具有高度關聯性，洪水、臺風、高溫、疫病等單一風險事故損失可能影響的范圍很廣，損失區域很可能跨區縣、地市，甚至跨省，有可能在更廣闊的空間范圍引起更多的伴生災害，從而造成大范圍、大規模的損失，形成巨災事件。

五是財政補貼不足。目前，中央和地方暫無充分的財政政策支持水產養殖保險業務發展。

靠“天”吃飯自然很舒服，但在形勢已發生巨大轉向的背景下，迎難而上，苦練內功，才是保險業踐行國家要求、實現自身發展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