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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進步總是呈現出雙重效應，在推動社會發(fā)展的同時，亦對人類自身帶來不可預知的影響。比如，發(fā)動機技術的發(fā)展使得汽車快速普及，但與此同時，交通事故已成為人身意外死亡的“第一殺手”。

《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19）統(tǒng)計數據顯示，2017—2019年間，我國交通事故年均發(fā)生數23.19萬次；交通事故年均死亡人數6.3萬人。當然，隨著社會治理能力的不斷提升，近年來，交通事故數量已呈下降趨勢。今年7月，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負責人在“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fā)布會上表示，全國道路交通安全各項指數持續(xù)向好，重大以上交通事故起數從2012年的25起下降到2021年的4起，已連續(xù)33個月未發(fā)生特別重大交通事故，一次死亡3人以上較大事故起數降幅達到59.3%。

即便如此，交通意外死亡依然是社會公眾最大的意外風險，據保險同業(yè)交流數據，交通事故導致的死亡人數約占所有意外事故死亡人數的30%-40%，居于所有意外事件的首位。

有學者稱，歷史只有邏輯而沒有意外。換言之，所有意外，都有其內在因果。基于此，對于交通意外同樣需要觀察其背后原因。僅以保險業(yè)的理賠數據為基礎，可以得出一個基礎結論，90%的交通事故是因交通違法行為所致。

但相較于這一行業(yè)數據，更值得關注的是另一個業(yè)內數據——2021年交通違法行為最嚴重的5%的車輛在2022年的交通事故發(fā)生率比整體車主高出約80%，其中人傷發(fā)生率比整體車輛高約75%。簡言之，違法有慣性。

在機動車已成為公眾日常出行最重要交通方式的當下，道路交通安全的社會價值顯而易見，而要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則需政府和市場形成合力。一方面，交管等部門正在持續(xù)加大查處力度，不斷塑造“不敢違”的風氣，另一方面則需通過商業(yè)車險等市場化的手段，以更為敏感的價格調節(jié)機制輔助推進。

聚焦于保險業(yè)，因車險本身即關涉數億車主切身利益，又可輔助社會治理，歷來都是最受社會矚目的商業(yè)保險產品。近年來圍繞于此，從監(jiān)管到市場，以車險的創(chuàng)新變革持續(xù)服務社會治理的成效日漸精進。

01 未能攪局的UBI

提及車險創(chuàng)新，UBI是繞不過的概念。

雖然自帶新興技術光環(huán)且承載著車險極致精細化管理夢想的概念，但其基礎邏輯并不復雜，簡言之，其是基于使用量定價的保險 (Usage Based Insurance)和基于用戶行為定價的保險 (User Behavior Insurance)，其理論基礎為：駕駛行為安全的駕駛員應該獲得保費的優(yōu)惠，駕駛行為的安全性評價取決于實際駕駛時間、地點、具體駕駛方式等指標的綜合考量。

這一邏輯對于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的好處顯而易見，畢竟對于一個從不急剎車且不違反交通規(guī)則的車主而言，其所需繳納的保費比一個喜歡超速飆車的車主要少很多。即通過敏感的價格激勵機制，反作用于道路交通安全。

盡管技術早已不是難題，但現實卻并不樂觀，歷時十余年發(fā)展，至今仍未形成切實有效的模式。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其要解決的是消費者到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讓渡自己的個人信息（隱私）給保險公司，畢竟，UBI車險“千人千價”的基礎是保險公司可以充分獲取消費者的駕駛行為信息。

隨著《個人信息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guī)的逐漸健全，消費者個人信息的保護意識亦有了快速提升，行程、路線、出行時間等純個人隱私領域的信息獲取難度顯然越來越大。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個人信息安全無法得到足夠保護前，UBI的前景依然不明朗。

02 納入交通違章，商車費改再進一步

與基于軟硬件技術發(fā)展衍生出的UBI不同，我國的商車費改更聚焦于內。

回溯十余年來的車險改革歷程，我們會發(fā)現其基礎邏輯是“向內求”。即通過構建起以無賠款優(yōu)待系數（NCD）、交通違章系數等為基礎的定價機制，在無須直接獲取消費者隱私信息的條件下，即可倒逼車主改善駕駛習慣、減少出險次數，亦可督促保險公司不斷提升自身的風控能力。

相較于UBI，商車費改顯然更具實踐意義。畢竟，不管是出險（報案）次數還是作為行政處罰信息的交通違法行為，對于經營風險的保險公司而言均具有可查詢性，且不會涉及侵犯消費者個人隱私的問題。

當然，評價一個舉措好不好，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群眾基礎。

近日，平安產險公布的“平安好車主”app所做的在線調研結果顯示，98.8%的用戶非常認同“交通違法違章行為與道路公共安全密切相關”；85.7%的用戶非常認同或認同“將車險保費與歷史交通違法違章掛鉤，獎優(yōu)罰劣”。僅就這份調研結果而言，商車費改的價值已足以彰顯。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知易行難”。盡管車主對交通違法與保費掛鉤有足夠的認知和期待，但實踐中卻并不能完全做到不違章，在“您對自己駕駛能力和安全水平的評價”問題項下，有67.5%的反饋者選擇了“老司機，嚴格遵守交通規(guī)則，違章極少或沒有”，僅 0.5%選擇了“開車較為魯莽，交通違法違章較多”，而與此同時，32.1%接受調研的車主表示過去1年至少有1次交通違法行為，其中2.4%有3次以上的交通違法行為。

換個角度看，這一有趣的結論恰恰進一步印證了改革的必要性，解釋了為什么新一輪的商車費改進程中，多地堅持將交通違章行為納入其中。

03 車險未來的遠慮與近憂

普通消費者的價格敏感閾值總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調整。

在汽車剛剛普及的時代，100元的交通違章罰款就可以起到促使車主謹慎駕駛的作用，但在今天，100元的違章已難以起到應有的威懾作用。同樣，車險懲罰性的價格機制亦有天花板。以北京新版商車費改為例，各類交通違法行為均達到上限時，其商業(yè)車險保費最高僅可上浮45%。對于大多數車主而言，千余元保費差異的倒逼作用終會在經濟的快速發(fā)展過程中逐漸消弱。

盡管當下這一現象并不明顯，但著眼于未來，這一定是個大問題。換言之，當行政處罰的剛性約束與經濟制約的市場約束效力均出現下行趨勢時，又應如何應對？

答案或許只有一個，是為誠信或曰信用。作為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道德基礎和個體的立身之本，“褒揚誠信，懲戒失信”無疑是破解難題的最有效方式。平安產險的這次調研亦設置了“把交通違法行為運用于個人信用領域”相關的問題，但結論卻并不樂觀，數據顯示，31.0%的用戶不認同“把交通違法行為運用于個人信用領域”。

某種程度上，這一結果卻也在情理之中。畢竟，在當下這個全面互聯的時代，升學、就業(yè)、信貸、就醫(yī)等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已與個人信用愈發(fā)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失信者寸步難行的社會風氣正在形成。而考慮到駕駛人對自身駕駛技能的樂觀判斷、僥幸心理、以及對道路交通的不熟悉等因素，交通違章行為客觀上又是任何人都難以杜絕的。因此，將交通違法行為運用于個人信用領域的時機顯然尚未成熟。

在此背景之下，保險之于道路交通安全提升的價值仍不可或缺，可以探討的則是如何更有價值地實現二者的深度關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我國各地基于上一年度違章行為設置的最高懲罰性費率上限不同，在美國，其懲罰性費率是基于交通違法的歷史數據綜合而來，美國保險比價中介Zebra的年度車險市場報告顯示，未系安全帶、駕駛時使用手機通話、超速、肇事逃逸等各類交通違法行對車險保費后續(xù)3年每年平均的上漲程度分別為5.6%、21.4%、23.8%和73%。

一如誠信體系的建設邏輯，逐步延伸交通違法行為對車險的持續(xù)定價機制，亦可成為推進社會治理的有效武器。